摘要:事实上，随着性的解放和性道德的逐渐解体，21世纪，性骚扰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性骚扰像形色各异的魔鬼出现在我们面前，其造成的社会危害已是相当严重，且是多方面。这些危害，导致了种种悲剧的发生，其对人类社会的侵蚀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两分钟后，电话又响了。叛逆性骚扰季女士的丈夫李某拿起话筒刚说了声“喂”，对方突然挂断了电话。3分钟后，电话又响了，季女士全无睡意。还是那个男人的怪腔怪调声，不等她反应，对方不断说出表达性需求的淫言秽语：“你身体怎么样，我想把你爱一下”、“我想和你睡觉”。季女士气愤地挂断了电话，但骚扰仍旧不停，两个多小时后终于安静了。但第二天早6时30分，那个骚扰电话又闯来了。

　　之后的每天晚上，神秘幽灵少则光顾三五次，多时达十余次。同样，每天早晨6时多，总不忘记再来一次。3天后，丈夫与她产生了信任危机，因误会由吵架闹至分居。叛逆性骚扰因为业务联系的需要，家里不能摘除电话，给了幽灵以肆行的机会。每天夜间家中电话一响，全家人又怕又气，原来很平静的家庭一时闹得鸡犬不宁。

　　季女士今年43岁，任陕西省某公司大荔分公司的业务经理，是位经营农药、化肥，在大荔县很有知名度的女强人。平时她早出晚归，丰衣足食，生活很是安逸。现在，季女士却被骚扰电话搞得精疲力尽。她感到一种强烈的威胁。十多天里，那个调情电话总是很有规律地打来。继续给季的身心、家庭生活、事业以全面的摧毁，她决心要查个究竟。1998年8月26日，季女士在当地邮电局为家中电话增设了“追查恶意呼叫”的新功能。

　　夜里骚扰电话打来之后，她壮起胆故意和对方多搭话，希望对方露出马脚。经一再探听分析，始终没有弄清幽灵的“身份”。几天后，她终于锁住了对方所用的电话号码和手机号码，掌握了一些证据。经邮电部门追查，原来，打骚扰电话不是别人，而是该县的农业局局长贺某。公交车性骚扰此后，她将贺某起诉到法院，法院正式受理了这起电话骚扰案件。

　　徐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当公关小姐。

　　上任的第一天，她就本能地感觉到她的外籍上司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盯着她，使她心里发怵。上班一周后，果然不出她的预料，这位外籍上司便对她开始用官语进行试探，夸她长相美丽，还问她有没有男友。并对她讲，他在国内的太太已与他离婚，自己很想有一位中国情人，等等。此后不久，他经常借故与她进行身体的接触，比如，借口说她的衣服料子好，或颜色好，用手在她的身上乱摸。公交车性骚扰有一次，她穿了件桃红色的连衣裙，他借口说看一看，便上前摸了她的脖子与下巴。还有一次，在别的员工下班后，还要留她单独谈心，并要求她晚上陪陪他，说他一个人身在国外，是很寂寞的，需要她这样的美人陪着，等等。面对这位色狼的骚扰，徐小姐害怕极了。她若不从吧，怕丢了饭碗;若依了他吧，不知会是怎样的后果。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不知如何是好。

　　上述两个故事，都涉及到了与性有关的对别人进行身体或心理侵犯的行为，属典型的性骚扰事例。

　　“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是外来语，它的出现是和世界轰动的性骚扰传闻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只是近几年才在报刊上出现。

　　最近媒体上炒得挺火的是全国首例性骚扰案原告败诉的事件(此案将在后文中细述)。

　　2001年7月，西安某公司一位30岁的职工童女士将其所在公司的总经理推上了法庭，理由是对其实施性骚扰，起诉要求经理对她赔礼道歉，童女士因此成为全国首例已立案的性骚扰案当事人，而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童女士在诉状中称，早在1994年，经理就多次以将她调到好的部门为诱饵在办公室里对她动手动脚。遭到她严厉斥责后，经理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并要求和她一起去酒店开房。公交车性骚扰因她每次都严厉拒绝，经理竟在工作中处处刁难，无故克扣福利和奖金，加之身体不好，致使多次受气昏倒。

　　童女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过她的苦衷，起诉前始终难以鼓起勇气，担心人们会指责是她自己的原因。而起诉后则承受了来自家庭社会的种种压力。在她休病假结束去上班时，单位又找借口不让她去上班，并找人给她和她的家人做“思想工作”，让她撤诉。

　　童女士的代理律师也曾表示此类案件的取证相当困难，因性骚扰本身有隐蔽性，不可能取到最直接的证据，加上此案的取证有点儿特殊，是在被告主管的单位，人为加大了取证的难度。因此案涉及当事人个人隐私，法院也十分慎重。为保护当事人隐私，10月24日不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时，连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本身也只有两三个人知道开庭地点，一审宣判后仍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知道结果。该法院以缺乏证据为由一审驳回了童女士的起诉。

　　可以说类似于这样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可谓举不胜举。

　　这些事在我国如此，在国外亦然。

　　最火爆的莫过于1999年初，震动全球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性骚扰案”，他的“罪行”甚至被搬上国际互联网，差点儿被众议院弹劾。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第一任任期不久的时候，一名前阿肯色州政府女公务员保拉?琼斯把一张状纸递到了法院，控告克林顿总统在阿肯色州任州长期间对她进行过性骚扰，并扬言要与总统对簿公堂，将其细节全部抖落出来。消息传出后，朝野轰动，给克林顿的政治生涯带来了很大困难。他请了最著名的律师为他辩护，律师的辩护费用达到上百万美元。保拉?琼斯曾表示要等到克林顿下台后再继续进行指控。

　　就在美国总统还在为性骚扰的控告感到困扰时，传媒又有更令人震惊的消息，这就是性骚扰已经在联合国蔓延。

　　一位现年46岁、已在联合国工作达20年之久的美国妇女凯瑟琳?科拉科斯顿向纽约最高法院提出受到性骚扰的诉讼，要求赔偿损失200万美元。凯瑟琳?科拉科斯断定，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办公室主任庇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第二把手——阿根廷人路易斯?玛利亚格尔马斯，他曾向凯瑟琳?科拉科斯提出性建议，遭到拒绝后竟恼羞成怒地以解除工作相威胁。凯瑟琳?科拉科斯要求联合国行政法庭给予赔偿金并将由卡罗尔法官准备的有关此案的机密报告公之于众。纽约最高法院已经判定凯瑟琳?科拉科斯的起诉有效，并就此作了秘密调查。由于联合国官员享有外交豁免权，法律不能对他治罪，但是这位官员还是不得不辞职离开了联合国。

　　事实上，随着性的解放和性道德的逐渐解体，21世纪，性骚扰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性骚扰像形色各异的魔鬼出现在我们面前，其造成的社会危害已是相当严重，且是多方面。这些危害，导致了种种悲剧的发生，其对人类社会的侵蚀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同时，性骚扰这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也是一个令整个世界都焦头烂额的问题，它让我们深刻地思索：在21世纪，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人性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