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天地混沌步入古代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大一统之后，中国的男女关系可以说并不开放。古人讲“男女授受不亲，礼也”，要求保持一定距离，这才是礼数，是文明。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连感官状况都做了明确要求。像现在，放开了意淫，那是绝对不行滴。要学做柳下惠，坐怀不乱才是君子。一不小心心猿意马了，搞不好自己都想抽自己耳刮子。

      古时礼教，多是约束女子的。少女待字闺中，做些女红，纳个鞋底儿、绣个花儿什么的。这也有好处：一则手头有事做，不至于出去惹乱子；二则也能逐渐适应寂寞。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叫什么来着？我纳的不是鞋底子，是寂寞。偷着绣个鸳鸯什么的，就算是春心荡漾了，绝对地羞为人知。家境好的，比方富二代的千金小姐，能在后花园荡个秋千、抓个蝴蝶什么的，已经是很奢侈的娱乐活动了。不像现在，男女一大帮混搭，K歌喝酒到深夜。彼时女子看到陌生男子，即便有好感，也是 “和羞走”，最多来个“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搁现在，哇噻，帅哥！啧啧！

      当然，古代社会还有着另一面。自管夷吾先生开设中国最早的“女闾”（也就是官办那啥，相当于民营的洗浴、歌厅、娱乐城、夜总会等类）以来，也不乏花街柳巷，古代娱乐界特别受附庸风雅人士的追捧，多有朗朗上口的诗词传世。官办的有时也是为了税收，“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魏书》）。但这种场所就像红灯区，是特殊地域，仅限于几处繁华的都市，不是哪里都有。在光脚插禾抡镐锄地的民间，是想也不要想的，粜上一袋子大豆高粱去玩高雅，下顿吃什么呀。

     古时的政治也是男人的事，女人要讲妇道，不能随便抛头露面。即便太后临朝听政，前面也要垂个帘子，这不光是一个尊严和政治需要的问题，也是女人的禁忌使然。当然，凡事都有特例，皇帝是不受约束的，那是天子，担负延续皇朝命脉的大任，可以完全放开搞活，搞活的对象自然是女人；皇后能耐的也有，宫廷淫乱之事向来不绝于史，其实看着好像挺多，你要细数数，还真没多少，毕竟几千年的历史了，没有也不正常，但都是特例。

      不过，思想范畴的东西不好控制，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男女荒乱之事也多有流传。脏唐臭汉一说，便是两个盛世的侧面写照。然而，脏唐臭汉也并非中国历史上男女关系最开放的时期，因为脏臭之事，多在宫廷，或是在繁华的大都会，长安、洛阳什么的，并未普及到民间的各个角落。要说男女关系真正开放的时代，则非五胡十六国莫属，在那段中国历史上最乱最杂的特殊历史时期，即便在民间，男女之间也鲜有禁忌，可以说是普遍的开放（当然，俺说的是古代）。

      文化风俗，决定着男女关系的开放程度。举个小例子，西晋以前人们穿鞋子，女的是圆头，男的是方头，“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是为了区别男女。而到晋武帝初期，“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晋书》）了，男女界限已经开始模糊。事情虽小，却颠覆传统。就像现在，西风东渐之后，有点身份的男女，在公众场合以拥抱贴面取代握手。搁过去，握手都别想，所以才有诸多赞美手的诗句传世，比如“红酥手，黄藤酒”（陆游《钗头凤》），比如“佳人不忍折，怅望回纤手”（杜牧《独柳》），“纤纤手，拂面垂丝柳”（韦庄《河传》），都是酥手纤手的。现在，手再酥再纤，雕上花，它也还是手，没啥吸引力。为了追求更高的行为或是形体艺术，我们的兴趣，已然大踏步地上移或是下移了。

      五胡十六国时期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冲突。当时北方胡人数量猛增，关中百万人口中“戎狄居半”（《晋书》），十分昌盛。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和发展滞后等因素，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文化。比如匈奴习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史记》），鲜卑也是“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后汉书》）。况且对于他们，生存是第一位的，女人没有躲在后方的资本，也一样要抛头露面，所以男女之间禁忌就少。

      文化总是相互影响的，胡人在不断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势必给中原带来不同的异域风情，同样影响着中原的汉文化。胡人风俗本是中原汉人所不齿的，然而见得多了，耳濡目染，也就见怪不怪，况且胡汉也多通婚，就让这些习俗文化不断融合。比如汉人过去穿衣是上衣下裳，胡人因为要骑马，是上衣下裤，要利索得多，于是汉人也就效仿。又比如，晋武帝时，“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晋书》），胡人的玩意儿受到贵族追捧，不能不说是受到胡风的影响。有一阵子，北方汉人还以说胡语为荣，既说胡语，未必就不会不办胡事。

      这个时期男女关系开放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大量减少。自汉末以来，战争一直持续，到五胡十六国时达到顶峰，据《通典》记载，三国时，全国总共有 “户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口已是少得可怜。到晋末乱世，人口更是降至秦汉以来的最低点。也就巧了，你说那时候人祸多吧，天灾也跟着凑热闹，瘟疫、洪水、地震屡屡发生，那才叫水深火热，好多地方赤地千里，绝无人烟，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挑战。有人的地方粮食也不够吃，以至于出现“人相食”（《通鉴》）的惨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连饭都没的吃，谁还有心思去顾忌劳什子的寡义廉耻。

      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国之间的征战，除了占地盘，就是抢人口，什么叫政权，光有地盘没人，你给谁当皇帝？就像有个大宅子住着，连个保姆女佣都没有，优越感何来？皇帝不光是给大臣当的，他还需要老百姓的顶礼膜拜，还需要劳动力给他们创造财富，需要有人服兵役，去打仗，没有人口是不行的。所以，增加人口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问题，生育自然就被摆在了第一位（这很容易理解，我们现在人口多了，不是把计划生育摆到第一位吗？一样）。官方为增加人口，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晋武帝泰始九年（亦即公元273年），颁诏“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到17岁还不嫁政府就给你安排了。所以那时候没有晚婚的，更不会有剩女，啥歪瓜裂枣的都是宝贝，缺人啊。以生育为主，男女之间的禁忌就要撇到一边。而且战争造成男子大量死亡，女人不得不抛头露面，顶替男子做些事情，男女之间的接触就多了，好多不该发生的故事也就开始发生了。

      思想风向标的偏移，也是这个时期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战争灾祸让人感到迷惑，生命的无常让人精神空虚。于是人们不再信奉儒法，开始崇尚黄老，大兴玄学之风。体现在生活上，则追求奢靡，讲究享受，今朝有酒今朝醉。并探寻养生之法，追求房中之术。男人放开了，就需要女人配合，于是“放纵情性，及其终极”，晋惠帝元康年间，“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如此开放，令人咋舌。大家熟知的“韩寿偷香”的故事也发生在这个时期，思想的开放，也让男女关系愈加开放。

      这个时期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一是同性恋盛行。如“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晋书》），思想解放的程度着实不低。二是流民的增多。流民必是男女混杂，居无定所。什么事情你越禁止，就越觉得神秘，不禁反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男女同吃，甚至一同露宿野外，加上衣不蔽体，让男女之间不但不避讳，甚至也不再有什么羞怯可言，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其实，只要看看这个时期的诗歌作品，其男女开放的程度，便也略窥一二。孙绰的《情人碧玉歌》中写到：“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赧，回身就郎抱”，已是火辣辣的情与爱了；杨方的《合欢诗》，有“居愿接膝坐，行愿携手趋。子静我不动，子游我无留”，也够腻乎的；鲍照《代淮南王》中，“愿逐明月入君怀”、“怨君恨君恃君爱”，爱情的表达则更为炽烈奔放。甚至后来还有艳情文学问世，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自己搞印刷出版，“写而卖之，在市不绝”（《北史》），属于畅销书之列，当时若有福布斯作家排行榜，其销量定然高居榜首无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