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先生冒着零下30℃的严寒，在春节的前一天如约来到《家报》编辑部。他忧郁的神情，与迎接佳节的喜庆反差很鲜明。他说：“我选择这一天倾诉，是因为我坚信：寒冷过后，等待我的必定是温暖而温馨的新春曙光。”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教给我做人的准则就是坦诚和上进。在这样一个充满温馨的家庭里，我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哈市一家银行工作。在别人眼里，我属于那种白领阶层。

　　可我的内心却总觉得有一种感召力在让我脱离开这按部就班的生活，到外面去闯荡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1998年，28岁的我离开父母，只身来到深圳。我应聘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工作之余，我还炒股。

　　认识她，纯属偶然。那是1998年夏季的一个周末，我到一家证券公司看股市行情。

　　闷热的天气，让我习惯性地去摸口袋里的烟(我不爱喝酒，吸烟是我最大的嗜好)——口袋是空的。

　　我正要站起身去买，一支烟递到我的面前。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她身高1.65米左右，皮肤白皙，一双不大的眼睛看起来总有一种忧郁在里面。她叫楠楠，比我大两岁，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星期后。那天我把公司里比较要好的朋友召集在我租住的公寓里，当然也没忘了给楠楠打电话。

　　那天我们一群年轻人打麻将、唱卡拉OK，一直玩到半夜，同事们把楠楠当成我的女朋友，不失时机地把我们撮合在一起，哪怕是唱卡拉OK也要我俩一起唱情意绵绵的歌。

　　她微笑着没有拒绝，同事们更是信以为真。那天，送走同事后，我说太晚了，我送你回家吧，她没有拒绝。

　　她住的地方离我这儿确实不近，打车还需要40分钟。车到了她家楼下，她没让我送到楼上，她说：“认识你真好！希望我们还能见面。”

　　那天晚上回到住处，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说出来恐怕你不会相信，我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同女孩子单独相处，难道她的话里暗喻着什么？

　　我和她第三次见面还是在我的住处。那天多了两位女性，那是同事带来的女朋友。

　　看到我和其他女孩有说有笑，她的脸上有一种极不自然的神情。

　　那天走时，她没有让我送。当我收拾房间时，发现了她的手机放在沙发角上。我以为是她落下了，怕她着急且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就打车给她送去。

　　她照旧没让我上楼，不是我想像的兴高采烈，而是冷冷地对我说：“我好像还有一个发卡落在你那儿，还是我跟你一同去取吧。”

　　她的发卡果真在我卧室的床上找到了。因为是周六，也没有其他特别的事要做，我们就开始打游戏。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到了半夜，我说送她回家，她说那还不如打一夜游戏算了，我也就没多说什么。

　　就这样一直玩到清晨6时，我说实在坚持不了了，我要睡觉。她也不作声，默默地把身体靠近我，该发生的必然发生了。

　　我们在床上躺到晚6时，才感觉到已是饥肠辘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