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行为：我们想不通拥抱、接吻咋就是非法性行为呢

　　一旦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法律解释的形式准许“学生起诉不合理校规”，那么学校在制定校规校纪和对学生进行处理时，就得要考虑是否“违法”的问题了。

　　拥抱、接吻并不违反社会道德规范，同样也不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根据"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原则，拥抱、接吻应当属于公民的一项自主权利，是公民对于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这和公民梳妆打扮一样，属于公民的"私事"领地。

　　夏末的成都，闷热、潮湿，时有阵雨。

　　成都某高校的“前大学生”刘力伟和罗莉娜，心情也像天气一样阴郁。

　　4个月前，他们在教室里拥抱接吻，被监控录像录下。学校以两人发生“非法性行为”为由，勒令他们退学。

　　尽管他们和家人一直与学校沟通和交涉，但是校方态度强硬，初衷不改。

　　8月18日，距离诉讼时效只剩下最后2天(学校作出勒令退学的决定是5月20日，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刘力伟和罗莉娜无奈地将母校告上法庭……

　　拥吻=性行为?

　　回想起5月9日晚的那一幕，罗莉娜和刘力伟欲哭无泪。他们至今仍不理解，为什么一次拥吻居然就会改变他们的人生。

　　罗莉娜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她和刘力伟都是该校外国语学院2003级英语本科班的学生，谈恋爱已经有一年了。那天晚上6点多钟，他们一起到教室自习。当时五一长假刚刚结束，偌大的教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按照上自习的习惯，他们进了教室就把门关上了。

　　各自看了一个多小时的书，有点疲倦的刘力伟和罗莉娜渐渐放松———拥抱、接吻，不知不觉顺势躺在地上。他们不知道，这一切都在学校监控室“老大哥”的掌控之中，而且被他们用监控录像设备录了下来。他们更不知道，一时冲动的“倒地”，成为学校“定性”时的关键情节。

　　两人对此浑然不知，激情过后各自看书。十几分钟后，3个保安走进教室。直到这时候，教室里依然只有他们两个学生。保安质问他们做过些什么。两人茫然：“我们干什么了?”记下两人的班级、姓名后，保安把刘力伟带到一楼的监控室。

　　监控室里的谈话被刘力伟称之为“聊天”，护卫队的保安不过向他询问了一下学习、生活的基本情况，根本没有谈及如何对刚刚发生的拥吻定性。

　　3天之后，刘力伟和罗莉娜被请到了院领导办公室。领导一番常规的教导，两个“犯错”的大学生认真地交上了检讨书。他们以为事件到此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看来我们太幼稚了”，罗莉娜说。

　　5月22日，刘力伟和罗莉娜的家长突然接到电话，让他们赶快到学校来一趟。

　　班主任在电话中说，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出了点事情，让他们过来协助教育。刘力伟的父亲和罗莉娜的母亲十分紧张，马上从外地赶到学校。

　　5月24日，学院领导口头通知学生家长，该校《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发生非法性行为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20日学校已经根据这个规定，作出了给予刘力伟和罗莉娜勒令退学处分的决定。

　　“得知被勒令退学，娜娜哭了一整天。”刘力伟说，“我们想不通，拥抱、接吻，咋就是非法性行为呢?”

　　刘力伟和罗莉娜找到学院领导，详细地说明当天的情况并递交一份书面申请，请求学校重新裁定。两人的父母也向学校相关部门递交了申请，并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不断地申辩、央告。

　　然而，沟通和努力似乎没有任何什么效果。7月5日，学院领导正式向刘力伟、罗莉娜两人宣读了学校勒令退学的决定。令人奇怪的是，学校一直以两人以及他们的父母是此次事件的当事人为由，未将处分决定交给两人。

　　处女膜不能说明问题

　　7月6日到8日正逢期末考试，刘力伟和罗莉娜由于一纸处分而失去了考试资格。

　　直到此时，他们仍然抱有一丝幻想，期望能够通过沟通恢复学籍。“领导说我们在学校做出这样不齿的事情，简直丧尽天伦。录像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了，要是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就要拿出证据来！”罗莉娜回忆说，“校领导激烈的言辞简直把我逼到了绝路上，我们想要证明我们没做什么，只有去做处女膜检查。”

　　7月7日，不满20岁的罗莉娜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成都一家医院的专家门诊检查处女膜。结果是：处女膜完好无损。当天拿到诊断书后，罗莉娜和母亲抱头痛哭。

　　“你想想，一个女孩子被人逼得走到这一步，让她去做一件她极不情愿的事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当时母女两人都很庆幸，幸亏罗莉娜确实没有发生过性行为，也没有因为骑马、骑车或遭遇强暴而“损坏”自己的“证据”。否则，这种事叫一个女孩子如何证明?

　　有了这份证据，罗莉娜的母亲自以为清白已经得到了证明，放心地离校回家了。在此之前，她和刘力伟的父亲去四川省教育厅反映情况时，教育厅有关人员称他们没有学校这个处分决定的备案，因此无法介入。这就意味着通过教育部门内部申诉的途径被堵死了。

　　两位学生为此聘请了四川舟达律师事务所的陈乾波律师。陈乾波书写了一份要求学校撤销处分决定的申请书，附上了他们自以为足以说明问题的处女膜检查结果。

　　8月18日，学校直接发函给舟达律师事务所，称处分决定中所认定的“非法性行为”是指：违反学校规章，在极不合适的场所，男女双方基于性的需求，身体密切接触的行为。因此学校认为，对两位学生的处理证据确凿，事实清楚，适用规章得当，决定维持原来的处理意见。

　　再也无计可施的刘力伟和罗莉娜一纸诉状将学校告上法庭，成都武侯区法院受理了此案。

　　在焦急的等待中，刘力伟和罗莉娜迎来了新学期。然而就在开学前两天，他们收到了学校的“逐客令”。早已失去学籍的两人默默离校，租借附近的民房住了下来。

　　“其实我们状告学校，也只是想继续完成学业。现在我们还是偷偷去上课，很早就到教室，找一个没人的角落坐下。”刘力伟告诉记者。

　　“不少同学觉得我们挺冤的，也有人幸灾乐祸，说我们活该。这些流言蜚语我们都能承受，最难受的是有的课程需要学生互动，我们一下子觉得身份不一样了，社会青年了啊！”

　　“老大哥”无处不在

　　这起教室拥吻事件曝光后，学校加紧了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

　　“现在除了寝室、浴室和厕所没安装摄像头，其他地方增加了很多摄像头。呵呵，以前安装这些东西是用来防盗的，现在却监视学生的一举一动，你说滑稽不滑稽?”“社会青年”罗莉娜说，“谈恋爱的同学都开始转移战场了。”

　　布满摄像头的学校好似乔治·奥威尔《1984》的经典场景：“老大哥在看着你！”在小说中，一个每时每刻无所不在的“老大哥”监视着所有的人的一举一动，无论是吃饭、睡觉、工作或者走在街上、躲进洞穴———包括思想活动。

　　刘力伟和罗莉娜说他们当初就知道教室里有摄像头，他们也能理解学校管理学生的苦心，但是接吻有什么错呢?“婚结得，为什么吻不得?”

　　罗莉娜和刘力伟所在的大学城距离成都市尚有好几十公里，学校周围基本没什么休闲娱乐场所，校园的社团活动也很少。学生们看书自习之余，最大的消遣就是上网。“一个月去一次成都，逛逛春熙路，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学习，上网，谈恋爱，是大多数学生校园生活的主要内容。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刘力伟和罗莉娜说他们肯定会去上网，逃离“老大哥”的掌控;即使在教室里自习，也一定会严守男女授受不亲之戒。但哪里找得到那种时间机器呢?罗莉娜说，父亲为此气得旧病复发，而母亲则一直担心她想不开而走上绝路。

　　谁来定义“性行为”?

　　刘力伟、罗莉娜的代理律师陈乾波说，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仍是希望解决两个学生的就学问题。他们的诉讼请求是：第一，撤销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第二，要求学校安排上学期期末考试的补考;第三，恢复2004至2005年学年第一学期的注册。

　　陈乾波认为学校的决定有两个违法之处，一是处分依据违法。学生拥抱、接吻并不违反社会道德规范，同样也不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根据“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原则，拥抱、接吻应当属于公民的一项自主权利，是公民对于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这和公民梳妆打扮一样，属于公民的“私事”领地。学校将两个学生在无人旁观情况下的拥抱、亲吻行为录像，并根据校规勒令退学，侵犯了学生的名誉权、隐私权和受教育权。

　　另外，学校对非法性行为的定性有问题。按法律规定，非法性行为指的是卖淫嫖娼、强奸等行为。陈乾波说，实际上连“非婚性行为”都不是“非法性行为”。对于男女都是未婚者而言，只要不妨碍他人自由、不损害社会利益，选择婚外性行为的人和选择婚姻的人具有同等的权利，由于法律没有禁止，非当事人或机构没有权利以道德理由来判定由此产生的“性行为”是“非法”或者“合法”。

　　关于这一点，2003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新《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就更加明确地规定：“当事人起诉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个态度足以表明，没有配偶关系的男女同居或发生非婚性行为完全是个人私事，法院对此不再理会。也就是说，即使他们两人在恋爱过程中发生了性行为，你可以指责这种性行为不很道德，但却不能说它“非法”。

　　更何况根据医学和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异性之间的性行为是指性交行为。“拥抱、接吻”，根本算不上“性行为”。学校把“拥抱、接吻”定性为“性行为”，而且定性为“非法”，这显然是与法治的方向背道而驰，也不符合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学校的处分规定显得不近人情，甚至可以说是荒诞的。”陈乾波说。

　　校规大于法?

　　从1998年末的“田永案”(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开始，“学校讼案”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并有逐渐上升的态势。

　　在“田永案”之前，学校被认定为事业单位，不是行政诉讼的主体，很多问题都是通过教育行政部门内部解决，而解决的结果往往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当学生不服处理结果而起诉时，法院会以不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围为由驳回起诉。

　　虽然很多人都明白，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大法”，学校自己的规定是“小法”，“小法”不能与“大法”相悖;但人民法院不准许学生对不合理校规起诉的做法，却造成了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却没有法律救济途径的无奈现实，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校规大于法”这个荒唐的事实。

　　“田永案”的出现让司法界开始达成共识———学校是有部分行政授权的行政主体，对于一些涉及学生合法权益的校纪校规，学生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有消息称，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司法解释，将把高校招生、学历发放、教师资格、学生退学等方面的教育纠纷首次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中，不再只由教育行政部门内部处理。

　　可以预见，一旦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法律解释的形式准许“学生起诉不合理校规”，那么学校在制定校规校纪和对学生进行处理时，就得要考虑是否“违法”的问题了。

　　但是，由于这项司法解释尚未出台，刘力伟和罗莉娜的命运依然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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