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性信号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至少在同一阶层内必须是得到公认的。尽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大讨论这个问题，也没有人把它写出来，可是这种公认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一个性信号并非公认的，那么大多数人就无法理解，无法做出正确的反应。

　　例如原始时期的性崇拜，如果套用到现代社会的实际生活中，就会闹好多笑话。我在给学生讲原始性崇拜的一些表现时，有同学私下里就问：“老师，听说喷泉象征男人射精，是吗?”我说：“这样想，那咱们就没法活了。”因为现代社会环境中这个象征意义并没有得到公认，所以大多数人看到喷泉不会有什么反应。还有人说，男性的领带表示阴茎，也是一种性崇拜——看来是没有得到公认，因为没有人看到人家戴领带就联想到阴茎和性。现在的莲花座、宝塔都不具有性崇拜的意义了，因为这个信号已经不再被公认。

　　很多其他文化里的性信号，在我们中国没有得到公认，我们看了以后也会莫名其妙。最典型的例子：一个男人在下雨天穿着风衣竖起领子，在大街上的角落里抽烟。中国人看了，认为这个人很孤独。可是按照弗洛伊德理论和西方艺术界的一般看法，西方人认为这是性信号、性象征。相反的，很多中国电影里的性暗示镜头，中国人看到那儿都会心地一笑，如《菊豆》里“要吃奶”、“捶脚丫子”，中国人都琢磨这可能有那么点意思。美国人看了呢?莫名其妙。但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特意突出描绘的数十个大红灯笼烈焰熊熊的场面，美国人说：“太性感了，这东西看着特刺激。”中国人却不大理解。因为两种文化完全不一样。在我们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到处是一片红海洋，这在一些西方人看来，毫无疑问是性信息，是群体性能量的总发泄，所以很多人用赖赫的理论来解释“文革”。其实中国人都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性信号必须有一个公认的过程。可是在中国，由于我们过去的文化比较封闭，各阶层之间的交流比较少，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对性信号的理解主要通过文学作品来学习，尤其是影视。这些年的影视作品，给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典型的性信号和性暗示模式。比如歌舞厅，在昏暗的灯光下，美女、美酒、美服凑在一起，中国人觉得这就是性信号，有性的含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电影都演敌人、特务、反革命老去那种地方。到了80年代以后，一反常态，地下党跑那儿去了，一接头就在舞厅里边，两人跳舞时嘀咕几句。这说明我们整个文化太贫乏，对于性信号的理解太缺乏公认，所以文学艺术家们在创作这类题材时，写到这儿就没法写了。尤其是拍电视剧的，拍什么呢?只好想到灯红酒绿。这是中国过去的传统观念：饱暖思淫欲。灯红酒绿必然有坏事，所以大家一股脑儿都拍这种镜头。

　　媒体制造的这种幻象，不但对我们的文化形成了误导，而且对经济结构也有误导，使卡拉OK厅在全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北京个体歌舞厅最多时有5000家，但是两年之内就下降到了1000多家，因为人们对它的需求根本没有那么高。我在1996年夏天到山西省高平县调查，一个只有1000多人口的小村子，沿着公路居然有4家歌舞厅，因为人人都以为能赚钱，可实际上冷冷清清，根本没有人去。在海南省一带形成的误导更大，任何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旅馆，房间都布置成妓院一样：粉红色的墙壁，上面挂着裸体画，粗制滥造，令人莫名其妙。走廊里还立着一个真人那么大的裸体雕塑，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性信号的客观要素：时机·场景·距离

　　时机，大家都知道。性信号如果发得过早，一定会被对方误解、拒绝。例如“马路求爱”，一开始还说不上是求爱，仅仅是交朋友。如果冒冒失失，上来就说“你跟我回家睡觉”，那就成了阿Q了。鲁迅写得很深刻，《阿Q正传》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也包括了性方面的一些东西。